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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我是艺术领域的“杂牌军”

2017-12-19 11:05:42 中国书画精英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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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美林,1936年出生,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980年便在美国21个城市举办巡回画展。其代表作有:书法作品古文字集录《天书》,巨型城市雕塑《钱王射潮》、《钱江龙》、《火凤凰》等,设计作品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徽、奥运吉祥物福娃等。

  我是艺术领域的“杂牌军”

  艺术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应有的执拗。我追求的艺术境界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就是反映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因为我有一个出发点——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洋小学”里的苦孩子

  我是一个从石头缝里夹生出来的小树,儿童时期,父亲早亡,母亲和奶奶两个寡妇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我母亲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她家以前是济南有名的“大户”,可惜她赶上了她们毛家破落年代,但是她懂文化。我父亲少年丧父,只念过三年书,十七岁做了洋药房的店员(五洲大药房),但是他的英文和自制的药已显露出他的才气,可惜他二十八岁就归了西。

  那时我两岁,弟弟还未满月。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 “正宗贫民小学”。但是我们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我早上没有早点,吃的是上学路上茶馆门口筛子里倒掉的废茶。我家再穷也不去要饭,不去求帮告助,不偷不拿,活的就是一个志气。

  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六个班里有三个美术、音乐老师,当时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非常活跃。后来我上了大学听音乐欣赏课,才知道我小学时期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了。小学四年级就让孩子们苦读了《古文观止》,一个洋小学让我们孩子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王毕,四海一”,扎实的古文底子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

  那时,老师、同学、家长和我们一起,虽然环境不好,可是团结友爱,彼此之间充满着和谐、友善,我们互相勉励,期待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访问过的老师、前辈,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等,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爱的教育”,辅导老师就是秦鸿云,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也是江青、赵丹的老师。后来我到济南话剧团时,他在文教局戏剧科,我们还经常联系,可惜他“文革”时被江青弄到北京给迫害死了。

  和“图画”的缘分

  人是个很奇怪的物种,因为他有个比别的动物更发达的器官——大脑。应该说,随着年龄增大,眼前的事忘得很快,但我一直不明白,童年的事虽然已与现在相隔五六十年,课总也忘不了,上小学的那一天似乎就在我眼前。

  我家在济南,住在现在的省府前街,东边一个巷子叫皇亲巷,连着的一个小巷叫尚书府。这个皇亲巷并没有皇亲,只是一个司马府的后门。据老人讲,也不知哪一朝的皇帝偷娶了司马家的一个小姐,因为不是明媒正娶,所以从后门接的亲。

  司马府后门旁边有一个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贡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观音,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那时的私塾已经有点背时了。我们街上的孩子主要在司马府后门和土地爷庙洞子里玩,加上巷子里有一两条不管是谁家养的且都是挺“哥们儿”的小狗,小孩要求不高,有这些也就够了。

  有一天放学早,我一个人来到土地庙,调皮的我无所事事,好奇地凑到土地爷大玻璃罩子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我伸手一掏是书。接着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小孩财迷,见到这些东西那好奇劲、那高兴劲就甭提啦!就地一坐便“研究”了起来……后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往这里跑,东西没敢拿回家,“研究”完了就送回土地爷屁股后面,这样挺保险,没人会知道。那时我虽小,却挺懂事,怕带回家说我是偷的,那就洗也洗不清了。但又是谁将这些东西放到这里来的?至今是个谜。

  后来,我偷偷地一本本拿回了家,它们成了我的“终生伴侣”,那些书影响了我一生。

  此生第一次接触的文字是篆书,这些像图画的文字对我一个小孩来说新鲜、好玩。从小我喜于绘事,所以一拍即合,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小孩子天性好玩,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玩弹子的、有踢毽子的,可我却偏偏玩起了这些“图画”。

  故乡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从小写书法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五岁就写了字,家里再穷,也没有放弃让我们写书法,尤其上了小学以后,寒暑假母亲怕我们玩野了,就把我们兄弟们送到私塾去写字,学费不贵,每人只交一块钱。

  现在我是个画画的,可是我学书法的历史绝对在绘画之前。

  另外,那时我还玩篆刻,用刀在石头上、木头上刻,刻得满手都是血口子。后来我玩别的(绘画、雕塑、陶艺),而且越玩越大,篆刻就顾不上了,但篆书却一直伴我终生。

  我一再申明,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我把篆字当成了“图画”,所以从我决定一生走美术道路起,篆书在我眼中也就走了“味”,它跟我走的不是书法路,加之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大的关系(甲骨、汉简、岩画、古陶文和一些符号、记号),它们在我眼里都没有以书法对待,而是成了根深蒂固的“形象”。

  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是我的墨和纸,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去处。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把我当成“小画家”来鼓励,我上过前后两个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济南第二实验小学,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一个好的班主任,他也姓潘,古典文学、诗词、音乐他都很精通,他指挥我们全校的大合唱;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三个美术老师,三个音乐老师。潘老师是馆陶人,武训学校毕业后上的大学,私塾底子很厚,字当然写的很有功力,他平时用毛笔改作业和写条子,不用“原子笔”。武训学校培养的人都抱着一番雄心到社会上去闯天下。我是穷孩子,潘老师是穷孩子,颜鲁公也是穷孩子,武训要饭办学,给了潘老师一个在我当时又要当“粉丝”的偶像形象。他是写汉简的,我到他家去过两次,他夫人很漂亮,是个小脚,他写的满墙书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汉简,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不过没有对我产生非写不可的程度,他的推荐没起作用。

  小学毕业,一直没有接触到哪一个“高人”对我篆书的引导,因为这些老师都不写篆书。这时篆书在我记忆中已经记得很不少了,只是缺少恩师的指点,所以很自然将我逼上梁山——往画的方向自我多情地酷爱和联想。

  天意也好,偶尔也好,信不信由你。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缘。

  每年过年家家蒸馒头做年糕,我们穷人家只有将小米水发了以后碾成粉与小麦一起蒸成馒头,全部小麦面粉我家是吃不起的,杨白劳家还能割二斤肉,我们家只能买半斤切成丁与老疙瘩咸菜黄豆炖成“八宝菜”。说起小米碾成粉(水发米粉),家里没有石碾子,那个时候各中药店都网开一面做善事空出药碾子,让穷人家去碾米,我们巷子口有个同济堂药店,每年我们都去那儿碾米。

  同济堂后院全是药材,它们很有秩序地被存在各个药架子上,屋里也有各种叠柜,放的什么好药我们小孩也管不着,但是他们院晾晒的东西我却看到了。有个大圆簸箕上铺着一些黄表纸,上面放着一些骨头和龟甲,小店员过来给我们这些穷人(奶奶、妈妈、姑姑和邻居的孩子们)介绍这是“龙骨”,每年年终都拿出来晾一下,叫“翻个身”,上面那些文字他讲不出来,说“一拿来就有”,我什么也没听懂,只知这叫“龙骨”,是“药材”,治“××病”的,等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啊!!以前没有文化,中医拿着它当药材。年方六七岁的我,幼年就能见到甲骨文,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毕竟一个小孩与这些古老文化纠缠上了,真是不可思议。

  “龙骨”我不懂,治什么病我也管不着,那些文字在我的脑子里却慢慢地生根开花,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更不知道它就是金文的前身。孩子不懂偷,好奇的我把它们当成了“图画”临摹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思考的内容:那些骨头上的画,每块骨头上字不多,几个、几十个,它们奇妙而又细腻,到老也没能从我脑子里抹去。

  天意,还是天意。我埋头研究古篆直到打倒“四人帮”,竟然无人知晓,无人揭发。现在知道我写篆的人也不多,画我送人,字可是不轻易赠友,我深知书法功夫比画要难得多。而且我写书法的目的是为了画画,直到现在不改初衷。

  踏进了美术门

  1948年,济南城解放了。那一年,我才13岁。我穿上军装,参军的地点在济南四里山,济南解放后就着手修建烈士纪念塔,我跟着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其实就是勤务兵。我的任务就是扫地、端饭、倒水、送信、牵马、站岗,官不大事不少。万老的任务就是从野战军留下来抓建这个烈士塔。

  两年后,由于部队减员,我又转业回到了地方。因为我会画画,被安排到当地的一所小学成了一名美术老师,而讲台之下的学生们却和我年龄不相上下。那时候我才15岁,第一堂课出场的时候就挺丢人的,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也没看见门槛子,上去就绊了个大跟头。那学生们哈哈笑,我说你不要看我小,咱们来两下子,我画两下去,只要你们画出来就不要笑我,你们要尊重我,我就是老师了,就上去这么画的。就画了一个圆就震着了。跟圆规画的似的。

  慢慢的,大家觉得我会有前途,后来一个同事帮我介绍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教我画画,还鼓励我考中央美院附中。这位老师把我的画直接寄到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工艺美术系的一位教授,很欣赏我的才华,建议我直接投考中央美院,而此时,距离考试只有短短的21天了,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拼命学啊。

  我去北京考中央美术学院,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我也不问是哪一个校尉营八号(北京有东城、南城等校尉营),东奔西走瞎闯,先是到南城校尉营,一问,不对,又折回去,走得我汗流浃背,筋疲力尽,总算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一进门,一排小榆树,高高的又细又长,风刮来扫着人们的头顶。我心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这榆树长得挺艺术的。学院的楼梯又矮又小,上两台不够,上三台又嫌太跨,我心里仍在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楼梯也别致!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座楼原是日本军队的一家托儿所,怪不得都这么矮呢!那些门口的小榆树也是没有修整的结果,什么“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嘛”!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讲那句话了。

  就是凭着我的记忆力很好,最后考得是挺顺利的,但考完以后,刚出了门眼睛就瞎了。因为天天开夜车,也不睡觉,体力支持不了了。我就到保定的姑姑家,一睡就睡了三天,就是光死睡啊。我姑姑是个转业军人,她们那儿的解放军医院帮我治疗,第六、七天就看得见了。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考上了,半夜拉开灯看看是不是真的。

  1955年秋天,18岁的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进入中央美院后,我的绘画、设计的成绩都相当突出,因此,我被邀请给《北京日报》画插图,并开设了自己的专栏。毕业后,我被安排在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当助教。在整个青年时期,我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一帆风顺。1960年夏,我大学毕业,由于绘画、设计成绩显著,被安排留校任教。

  飞来的横祸

  196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三年后,我被派往安徽组建美术学院,接着到安徽轻工业研究所任职。

  那时候全国已经开始了“四清运动”。一天,我带着学生去广州布置广交会的食品馆,半夜里,我们空空的肚子开始抗议,于是有些年轻人就跑到展厅去偷糖吃,但是当学生们剥开糖纸一看,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糖,居然是木头块。事后,我把这件事当做笑谈讲给了朋友,没想到就此祸从口出,事情被反映到上级那里,成为了我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从此开始了厄运。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我自己知道这一次肯定在劫难逃,1967年4月7日,我得到通知,厂里有事找我。到那儿后,一群人把我推进到厂里边不到一二十米地方,把我踹得就跪在那儿,拿铁丝把我拧起来,又揍又打,后来有一个人,掏出水果刀子来,照着我的右手一插,把手筋挑断了。我这一辈子就指着这只手画画了,我连这个都没有了。现在吃饭掉筷子、掉笔、掉小勺,这是经常的事。那时候我就很绝望了,我感到这下子我一辈子画不了画了。还有一个人,他把杠子放到我的腿肚子上,然后踩上两个人,还跺我的脚背,这个脚背6根骨头踩成40多块。那时候,谁也不敢接触我,可有个姓房的年轻小伙子,他一看我那么惨,趁大家呼口号的时候,他就上去用棍子把挂在我脖子上的石膏板给捣碎了,勒得我脖子直流血的牌子碎了,我一下子就解放了。他早有准备,拿那个香烟箱子给我写了一个牌子挂在我脖子上,那个多轻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

  1967年4月19日,我被公安局正式逮捕,罪名是反革命。随后,我被关押到位于淮南洞山100号的看守所里,失去人身自由。这是一次长达四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灾,才去的时候,我不想活了,我在进监狱以前就准备了安眠药,没想到同监的小偷检举了我,我被罚跪了一天一夜。我就从这20多个小时的罚跪中清醒了,我说我不能死。

  监狱里的环境险恶异常,我甚至还有过一次被点名枪毙的经历。有一天半夜点到我,上来两个人就拧住我的胳膊绑上了,头套上了一个麻袋,把我带到了一个山上,拿脚一踹我就跪下了,我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在中间,在我旁边有两个人,我当时感觉到我好歹要脱离人间苦海了。我正想着,一声枪响,旁边那人的血就喷了我一身,我听到第二声枪响,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又把我拉回来,大冬天拿着那个水枪给我冲身上的血。

  经历了死,我就更加渴望好好地活着。我发现我的手腕还可以动,那就继续练画画吧。我在破布上画,用筷子当画笔。那破布从哪找来呢?自己那破衣服一撕就多少块,还有人家走的时候,判了刑的褂子、裤子挺多的。最后估计差不多攒了有四、五百块吧。

  看守所里什么都没有,头顶上只有几个蜘蛛。我每天看着它们织网,看着它们逮小虫子,看着它们长大,挺有趣。我进去的时候,大墙上只露出三片柳树叶,出来时小树已长成一棵大树;进去时树上拴着一头小牛,出来时,小牛生的小牛正在叫。出狱后,我觉得什么都可爱,连卖冰棍的都感到可亲。小动物喜人,小狐狸不狡猾,小老虎不咬人,虎头虎脑不虎心。

  第四次婚姻才找到真爱

  到现在,我经历了四次婚姻,很曲折,也很有回味。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次懵懂的感觉。在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才15岁,一个姓丁的女孩她13岁,我们彼此有好感,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可连手都不敢拉的,但是没想到让我们校长看见了,对我很不客气。后来枪毙强奸妇女的犯人,也把我叫去,教训教训我,意思告诉我不准谈恋爱,谈恋爱就这个下场,吓得我们就不敢谈恋爱。最后二十七、八岁才开始谈恋爱。

  我的初恋就像那个被咬了一口又扔掉的乍甜还酸的青苹果。被人告密、被人耻笑、被人叫去谈话、一枪毙人就让我去“教育”一下。有什么呢?充其量见面一红脸,一亮眼连句完整的话都没讲给她。五十年过去了,我又见到了她,除了熟悉的那个酒窝外,一身秀气全被沧桑淹没了。老眼昏花里藏着对我那深情专注。这“莞尔一笑”,虽然人老了点,但是多么纯多么纯多么纯啊!

  唉!来到世上这一遭,美酒没喝上,吃了点苦酒,反正是酒呗!总比没喝强!

  到了六十年代,在我进监狱后,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正式地划了个句号。我在监狱里面一共呆了四年零七个月。1972年,我36岁的时候被无罪释放了。长期监狱生活,营养不良,我的体重只剩下72斤,但是在精神上,却没有被压倒,我依旧在不停地画画,画出来的人格化的小动物,自然活泼天真。1979年6月,我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文革后继著名画家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正是这次画展,让我一炮打响。而在这之后,16年没有接触过异性的我,才又重新开始面对恋爱、婚姻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经别人介绍的跟我谈恋爱,她家里人非常反对,要把我韩美林杀了。最后这场恋爱就不了了之了。1979年,文工团里面一个舞蹈演员叫朱亚,朋友吕华堂帮介绍的,就是这样认识的,然后结婚了。

  1980年,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人,在美国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了轰动。后来我又在世界各地的20多个国家先后举办过画展。许多朋友邀请我和家人定居国外,我更愿意留在国内专心创作,但妻子则更希望去国外生活。在一次国际画展结束后,她去了法国,我却独自回了国。这样,家庭生活再起波澜,我带着7岁的小女儿,开始独自生活。

  我的第三次婚姻,也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宣告结束了。

  后来谢晋导演介绍我认识周建萍,她当时是浙江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比我小28岁,但我俩之间似乎没有“代沟”,一见如故,挺谈得来。

  2001年1月,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要动手术。上了手术台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刚巧来北京看病的周建萍,等在手术室的外边。当时动那个手术是有风险的,就是醒了以后也有可能瘫痪或者是植物人。当时医生跟周建萍也是这样说的,说也可能记忆力全部失去了。

  有一天,她化装成护士,拿了一碗我们济南叫“甜沫”的给我喝,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甜沫,哇,她一下子高兴得甭提了。原来她是拿这个东西来试试我是不是还清醒。两个多月的时间,她都在伺候我,等白天有人替班了,她才休息一会。就这样,我们相爱了。

  因为她照顾得好,我恢复得很快。出院以后几个月,就在中国美术馆开了一个很大的艺术展。在那次展览会上我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今天我和周建萍同志结婚了。

  现在她实际是我的秘书、我的厨师,也是我的服装师。认识周建萍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才懂得什么叫爱情,我们家从前都是自己买裤头、背心、药膏,没人早上给我安排好,让我按时吃药,现在我们家算是有一个吃饭的台子了,从前没有,都是自由散漫地坐在这儿吃,谁疼过咱们呢?像我这样的人得到感情以后,感到特别珍贵。

  凭借城市雕塑成了“福娃爸爸”

  我先后为美国亚特兰大市等多个城市创作了数十件城市雕塑。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标志性雕塑选拔,经过激烈竞争,最后只有3件雕塑作品入选,其中就有我的作品花岗石铸铜雕塑《五龙钟塔》,它被永久陈列在亚特兰大世纪公园。我觉得,艺术要达到世界水平,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加上现代意识。在吸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这不是保守,也不是僵化,而是一个很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我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充满着自信,为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相结合的体现。任何一个图案标志的设计,最关键的就是简洁明快,干练易懂,还要有较深的内涵和不落俗套。这是摆在每个设计者面前的难题。

  从2001年申奥到现在,我做了三个“组长”:申奥会徽设计组组长、北京奥运会标志创作组组长、吉祥物设计组组长。做得最痛苦的是吉祥物的设计。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奥运吉祥物就已经告别了“单身”时代,吉祥物组合成为奥运会的流行趋势。吉祥物的创作,征求了各界群众代表的意见,是集体的创作。吉祥物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具代表意义的形象,究竟怎样的作品才能完美诠释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因此,在整个筛选过程中,“和谐”成了最根本的标准。简直太困难了。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被赋予的希望太大了,众口调一不容易,但怎样能让更多人满意,怎样通过具体的吉祥物向全世界人民展现抽象的“中华文化”?在几百种备选方案中,我们选出了有代表性的六个,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六种形象:大熊猫、藏羚羊、拨浪鼓、金丝猴、东北虎和中国龙等,经过反复考虑,我们觉得上述每一个单个的形象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奥运形象。比如大熊猫憨态可掬,但胖乎乎的,跑不动;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拨浪鼓能起哄能发亮便于给运动员增加士气,但却只有“一条腿”,不能运动。这时我就提出了另一个思路,吉祥物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形象,而是2个3个甚至5个的组合行不行?这个思路一打开,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清楚地记得,那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们设计小组熬了一夜,终于从大熊猫和拨浪鼓中挣扎出来,第二天拿出了一个组合形象的设计稿,蒋效愚当时看了挺高兴的,后来国际奥委会官员乔治看了也很满意。

  此次吉祥物设计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在数量上,正如蒋效愚向公众透露的那样,此次北京奥运会选取五个吉祥物,突破了往届奥运会吉祥物的数量。在佛教文化中,“五”代表圆满,而“五”也契合了中华文化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更与奥运标志“五环”遥相呼应。

  在具体造型上更是费尽心机。不仅借鉴了此前收到的300多份候选作品,更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包括幼儿园小朋友的意见。最终从亲和力的角度出发,决定选用一种奥运会吉祥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式来展现,这种形式巧妙地将人与动物结合在一起,将历史与物产融为一体,从而展示了更深刻的意义。此次奥运吉祥物也突出了母爱这一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在吉祥物的制作过程中也糅进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种古文化遗产。比如运用了彩陶制作的点、线、面组成画面。在创作时也打破了迪士尼平构的线条而采取了中国版画的线条,尽量将中国古文化的精华都收进来。在吉祥物的色彩运用上采取了五环标志的五个颜色来凸显与奥运的紧密连接。

  这组吉祥物,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中国的书法美放进去。但这样的创意已经让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员兴奋不已。

  在祖国的泥土里采集

  下乡扶贫采风的习惯,我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在我脑海中,真正的艺术源泉来自民间。从1998年起,我把采风活动、艺术大篷车的形式固定下来,每年夏、秋两季的时候,我都要四处走访。

  采风可不是光美术采风,什么都采,包括咱们的舞蹈,新疆舞我也会,陕北歌我也会,西南的也可以,唱评弹也可以,唱东北二人转。我到每个地方都要学他们的地方戏和戏曲,学得还挺像。咱们做人可不能为了实用主义,我的艺术采风绝不仅仅为了我的艺术,我还是个人,还要为了我的生活,我哪能光为了艺术啊!包括做人都在里面了。比如说开始采风时我看到老乡和孩子穿得那么破破烂烂,拿些钱分分吧,风特别大,把钱都刮光了,后来就换了钢镚。你送给孩子吧,都抢的不得了,那个小手把我的手都抓破了,有的都趴在地下踩在地下。那怎么办啊,我们都想不出办法能多给孩子点。后来想咱们走的时候再给吧,忽然又想起一个办法,从汽车上往下撒,结果钱都掉到土里了,孩子们就扒那个土。我心里很难受,他们没有衣服穿,都把钱放在嘴里,又是泥巴又是土,你说你心里能没有什么感受吗?到了陕北铜川,看见民间音乐家,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唱人家这个歌,我跟他不是亲密的关系,也不是掉眼泪的关系,也不是我给他钱的关系,我们一下子就粘到一起了,就像磁铁一样,找到共鸣了。到横山县也是这样子,我看到横山县艺术剧团,就是两个竹子杆一挑压成个M型,底下老百姓就做在土里看,土上垫着高粱杆,上面再垫上玉米杆,然后弄些香烟盒子放一放,这样反复落几层,就在上面踩着一脚深一脚浅地唱霸王别姬。那个霸王一举手都露着胳肢窝,虞姬也是露着红背心,七月天热得很,汗流浃背,油彩淌得跟熊猫一样,但大家聚精会神地还在那儿看。从艺术上看吧,虞姬一抹脖子后,霸王一出来,哇呀呀!秦腔本来就有气壮山河的特点,把那个头发一卷一下子叼在那儿了,托起来,手马上抬起来往前走,一直跳进乌江了。这些动作从形式表现上讲,都没话讲。可是我们看到的霸王别姬就不是这样了,都是在屋子里造出来的。我非常感谢他们,这有绝对不是什么慈善心,我说你们一天能演多少场?他们说2—3场吧,挣不到10块钱。我说你能养活这么些人吗?他说一个人二三毛就够了。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状况。再想想我们呢,我给他们一个人七千块钱,他们感动得都要给我跪下,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我说人不要忘本,我是延安来的那些老革命艺术家培养出来的,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来向你们吸取东西的。这是我从心里说出来的。

  虽然在采风中看到了很多辛酸、悲怆的东西,但是在我的作品中看不到这种基调,我决不言苦。因为我是男人,他本来过得就不大容易了,你还要把苦强加给他,我决不把苦难给老百姓。

  如饥似渴地工作中又遇“篆书”

  和“篆书”的经历不是我某一个阶段的事,而是贯穿了我的全部。

  我出狱不久,又回到厂里继续劳动。1974年底,厂里照顾我加之身体极差,劳动了两年左右厂里也已经不管我了,任我自由地去研究和创作。为此,几年下来我去了大半个中国,山南海北的工厂、农村,尤其是陶瓷厂、工艺厂……

  在工厂里,因为创作没有条件,所以锻炼的什么纸、什么颜色都能凑合,可以说“狼吞虎咽”一样的需要。工厂里搞宣传用的纸多,没有宣纸。后来我用刷水的方法仿效宣纸效果,经过无数张试验,老天终于给我网开一面,这些不似国画的水墨画,融传统的国画和现代水彩画两者兼备的效果,居然一炮打响。我走向了世界。第一次国外展览就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这个至今已不存在的双子座大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它让世界人民知道了我的小猴子、小熊猫……

  绘画取得的成绩使我成了“拼命三郎”。然而陶瓷厂的条件又让我在篆书上走向一条另类的道路。它也使朋友们在那时期添了一份高兴。这就是今天献给世界人民的“天书”。

  我通过瓷器厂这个条件,设计了一批茶壶、文具、小瓷雕……发挥了我从小就没有显露的“篆书”。在这些器皿上能写就写,然后寄给我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师、朋友和同学。我找到了一个发挥我写篆书的平台。那时我如鱼得水一样——写疯了。

  我在利用这些条件做出了我“另类”陶艺。做陶艺我没有七七四十九件工具,我一直认为路是人走出来的,艺术上只要达到目的(艺术效果),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我陶艺使用的工具全是些木头棒、火柴棍、竹片、笔管、树枝、铁丝、大头钉、梳子、锥子和锯条。这些最简单的工具却产生了“传统”工具所出现不了的艺术效果。拿树枝子在陶器上刻篆字明显地增添了一分“老苍”。

  因为没有老师指导(楷书功夫下在少年时期),篆书只是刻印和写着玩,而且是铅笔,即使有些发展也是“另类”,用竹片、树枝刻划。“文革”时期的1974年,艺术家没事干,小聚一起,自由小天地。那时有陈登科、黄永玉、李准、肖马……等师友,环境再不好,聚在一起仍有说有笑,潇洒而自在。后来范曾、韩瀚、白桦等朋友都参加进来。谈画、谈人、谈天下。京新巷在北京车站附近。黄永玉老师的“罐斋”就在那里。我的新品种的水墨画得到他不少鼓励和指导……

  茶壶上写的那些篆书,起初根本没考虑这些字是为什么写上去和得到书法上的回音,说白了就是写着玩,或者说“附庸风雅”。我那些茶具是闭着眼睛送到黄先生的眼里,但是我没想到他却记在心里。一日,李准、范曾、韩瀚诸君在黄府小聚,没想到黄先生拿出一本他画的册页让我用篆书给他封面上题字……

  我又是一次五雷轰顶。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要求我。因为他是老师,是当着这么多专家级的朋友,是我从来也没拿出来见人的“私房”本事,也是我从来没在宣纸上写出来的篆书。我很尴尬,手足无措地愣在那儿。黄先生急了,说你哆嗦什么?写!当时写的什么字,怎么写的,我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

  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药学家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实验呀!这是理发师第一次让徒弟拿剃刀剃自己的头呀!这是他对我一种多么多么的信任与鼓励呀!他的画让我来题字,我做一百个翻着花样的梦,也摊不上这种没边的事呀!

  就从这次开始,我亦拿起毛笔写篆书了。一天天、一年年,就是这次“京新巷写大篆”事件,让我走上非写不可的路。我不能再丢人现眼,不能再雕虫小技、胸无大志。这一生有两个字在鼓励我前进——“羞辱”!“羞”是我自己做错的事、做红脸的事;“辱”是别人对我的诽谤与迫害。它们是我一辈子前进的动力。

  我感谢黄先生。

  我跳出来写“天书”是为了给美术界的人参考,看看几千年的文化里竟蕴涵着那么丰富的形象,我不是给书法界的朋友们看的,我的角度很简单——“视觉舒服的古文化感觉”就可以了。它起码教我们两个字——“概括”吧!可是这概括二字,一些画了一辈子画的人都没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实际含义。但是这些“天书”它绝对有本事把你领到“概括”的大艺术、大手笔、大气派里。它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看到它,还用得着到外面去寻寻觅觅捡拾一些外人的牙慧拿回中国当“救世军”、当“教师爷”吗!俯拾即是的中华文化连这点自尊、自信都没有了,怎么能屹立了几千年呢?世界四个文明古国三个都没啦,唯独一个中华民族还骄傲地站在世界前列,二十一世纪更是她展现风采的时代,这还用吹吗?

  另外,我跳出来写“天书”是我等不及“古文字字帖”出世。我已古稀之年,写了一辈子,画了几十年,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古文字与绘画的同一性。我们经常听到“书画同源”的教诲,但是我确实没见过谁在“同源”上有什么语出惊人的,或是真知卓见的论述,更没有人去研究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实践经验的著述论说。为此,我大胆的先把那些“废而不用”的字端出来,让世界也看到另类中华民族遗存而不用的文化。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将现实生活中所用的汉字,清楚地说,把尚在“服役”的一万余字用古文字写出来。不过它还是以绘画、设计、欣赏,兼实用的角度为目的,选出那些美不胜收的字形来,以供人们去发挥、创造。

  说白了,我必须以我几十年艺术生涯中,对“美”理解的深度去将我们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以现代审美意识去理解它、创造它,但是不伤害它(我指的是文字的结构上、字形上)。

  对艺术的认知

  现在很多人会在意自己作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和业内的认知。我认为有一个最起码的尝试,你看中价值呢还是价格呢?人活着不要有价格,要有价值,艺术也是。人创造了艺术,让它存在应该有价值,不要让它存在它的价格。不炒作,拍卖会我根本不去,你们爱拍多少钱拍多少钱。你找些人给你起哄,给你抬,拍卖完后又赔上多少张画。我们又不是卖肥皂,绝对不能干这事。这个文化产业,这个文化姓“文”,这个产业姓“钱”。文化产业赚了“钱”以后,它是发展文化呢?还是文化替它赚钱呢?这你必须要把它弄明白。作为一个艺术家,要考虑这个国家,考虑后代。

  在我看来,艺术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应有的执拗。如何对待艺术,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底线。我的底线就是爱这个祖国,爱我们的人民,这个不是口号,是心底的想法。

  我追求的艺术境界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就是反映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因为我有一个出发点——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艺术家就像厨师一样,酸甜苦辣都是你的材料,没有说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丑也可以把它变成美的。艺术不是把丑推给大家,要把美好推给大家。搞哗众取宠,谁也会搞,我认为人生下来第一个学习是先学习做人;第二个要学做人的本领,要学生存本领;第三个要贡献于人类,贡献于这个世界。这样,我认为做人就够了。

  启功就曾经说过,我不知道养活了多少造假的人。造假画的,搞诈骗的,真够呛。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攒了一辈子钱,买了两张画。拿到拍卖行拍卖,拍卖行鉴定是假画,就扣下不退。不退就是一张假画,假画就是一张废纸。还不如股票呢,股票还有一个底线。老人找到我这儿,我一看这两张确实是假画,老人哭得很惨。到最后我就给他画了一张送给他,不要钱。我经常这样搞,这种事多了,这个市场很混乱。所以现在讲钱这个东西,真是把人捉弄得都不像人,像鬼,为了钱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卑鄙的方法都使。有时候我到潘家园去转悠,看到摊位上摆着我的仿品,有的就明告诉顾客他卖的是假的,有的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是我工作室的作品。其实这个人早就开除多少年了,就在我们这儿,藏在小树林里,藏在旮旯里卖他的假画。他跟买主约,说他在我工作室,买主来了以后,他就套上围裙,再抹点泥巴,还跟买主说:赶快拿去吧,老爷子(指我)睡觉呢也没空见你,下次再说吧。那个买主还真信,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关于我国文化事业的走向也有各种争论。对此我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中国的艺术早就在那放着了,跟印度、希腊、埃及、非洲的艺术一起摆在世界的舞台上了。现在还谈“走向”,我不知你是谦逊还是自卑。艺术根本谈不上走向世界,它本来就是国际化的。它不能全球化、全民化,它必须要强调个性,要强调独立性,要强调民族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你看我们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绝对不像现在似的,回来之后要替代,这个话说的太不像话了。我早就讲了,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这些人回来以后都是致力于中国画的发展,致力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他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他可绝对没有替代。这些老先生我们为什么很尊重他,因为他发展了中国的文化艺术。他也知道回头以后只有中国才是世界的。尽管现在艺术多元化,有很多种艺术方式,我也不会去抨击别人,你唱卡拉OK关起门来爱怎么唱怎么唱,但是作为艺术,它是很严肃的。你摆在艺术这个位置上,那你就要讲究学问,讲究来头。

  我从来不想以后人们提到韩美林的时候,会是怎样一个称呼。我只要低头拉车就行了,我没空去想将来。我要那样的话,灵魂就太俗了。你给自己出什么威风?让历史和观众去说话吧。保持纯洁,保持纯真,艺术家要保持它一辈子,难上加难啊。这时候你要有童心,你画的东西才可爱。假如这时候你是一颗浑浊的心,你能画出可爱的东西吗?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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