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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可染

    • 中文名李可染
    • 出生地江苏徐州
    • 出生日期1907年3月26日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代表画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代表画集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

    1. 详细信息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
    代表画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代表画集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

    姓名: 李可染
    别名: 李永顺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徐州
    出生日期: 1907年3月26日
    逝世日期: 1989年12月5日
    职业: 画家
    毕业院校: 西湖艺术院研究班
    主要成就: 将西画技法融入传统笔墨造型
    将西画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
    代表作品: 《江山无尽图》《万山红遍》《漓江胜境图》《井冈山》《爱晚亭》

    人物简介
           李可染(1907~1989),别名:李永顺。中国现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国画大师,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享年82岁。
      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1923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乡作小学教师,并任教于徐州艺术专科学校。1929年考入西湖艺术院研究班,学习油画并得到林风眠的指导与赏识。1932年作《锺馗》并入选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

           1937年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等地画抗日宣传画;
           1942年在四川重庆参加当代画家联展;1943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次年在重庆举办水墨写意画展;
           1945年与林风眠、丁衍庸、关良、倪贻德举行5人联展。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山水和写意人物为主。
           1946年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翌年春拜齐白石为师,相随10年。同年又深得黄宾虹积墨法之妙。
           1949年后,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3年在北京举行了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联展。
           1957年,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画了大批写生作品,在笔墨、造意与境界的处理上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将西洋近代绘画注重感性真实和对象个性的特色融入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之中,破除了传统山水画辗转相承的老程式,给作品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感受和现代特色,是对传统山水画的突破,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
           1959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捷克斯洛伐克举办了画展并出版了画集,当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1983年摄成美术教育片《李可染的山水艺术》、欣赏片《为祖国山河立传》、《李可染画牛》。
           198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回顾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展出了他各时期的作品 200余幅。
           这一时期是李可染创作的又一高潮阶段,笔墨更加纯熟,挥写更加自如,意趣更加醇厚,形式更趋于风格化。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出版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与陆俨少先生并称“南陆北李”。
    绘画艺术
            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即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他又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对写意人物画曾下过很多功夫,下笔疾速,动态微妙,形象夸张但不丑化,朴质却不古拙,富于诙谐、机智特色和生活情趣,齐白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可染还是画牛高手。他喜欢牛的强劲、勤劳和埋头苦干,画室取名师牛堂。多年来画了大量牧牛图。
           李可染善书法,喜搜求书帖,尤爱北碑。他的书法,得益于黄道周,亦得益于他的绘画修养。重结体的建筑性与神韵,态静而多姿致,刚劲、苍秀又温绚朴厚。他为许多著作题签,布局构图必经营再三,落笔即极具妙趣。李可染从1943年开始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工作,后来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界变革的呼声日高,提倡新国画。于是1954年后他以造化为师,屡下江南,探索“光”与“墨”的变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可以以“黑”、“满”、“崛”、“涩”来概括其艺术内涵,为水墨世界开创出新的格局。
            李可染有扎实的素描功底,他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了屹立千年的中国山水。一种范宽式的饱满构图,山势迎面而来,瀑布浓缩为一条白色的裂隙,用沉涩的笔调一寸一寸地刻画出来,绵绵密密地深入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纸上,表现出最大最丰富的内容。李可染的水墨画一扫逸笔优雅的文人积习,尤其是那以悲沉的黑色形成的基本色调,深深地抓住了人们的视觉。而在这悲怆旋律的制约下,画中即使偶有淡淡的幽雅,也会被这“黑色世界”造成的凄迷的基调所吸引。
    李可染山水画的价值,主要是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图式,并且表现出了浑厚博大的精神力量。
    书法艺术
        李可染擅画山水、人物、牛,他勇于创新,成为现代中国画坛上倍受推崇的大家,在现代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工书法,尤其是书法受到人们追捧。
            沈鹏先生在《李可染书画全集·书法卷·序》中说:“书法既是李可染的余事,也是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说余事,因为书法只占用他从事绘画以外的较少时间,并且与绘画的数量比较占据次位。但是,从书画理法相同的意义来说,从笔法与结构的最抽象的原则来说,书法就不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了。”李可染先生擅书法,又喜搜书帖,尤爱魏碑,他书法早年学王羲之、赵孟頫、石涛诸帖,深得精髓,融会贯通,与早年绘画一样入古出新,脱化而出。其上世纪40年代的书法,独幅作品已极少见,从大多题画书法看,大都用笔灵活多变,气韵生动,意趣酣畅,体势跌宕,与晚年书法的沉重凝练不同。
           李可染先生曾说:“字体削瘦容易,丰厚难。就像人的肢体,要有骨力、有弹性、苍而润。瘦笔只见骨头,比较容易,若在丰厚之中见出筋力就好了。丰厚比瘦削好,传世多颜字是有道理的,颜字有庙堂之气。”以后,他的书风有了突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轻灵优美变为沉实厚重了。从传世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他在70年代末期已达到高峰。代表作有《峰高无坦途》(1978年作)、《痴思长绳系日》(1979年作)等,明显具有一种成熟的自我风格。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渐趋凝重厚拙,点画圆浑与方断兼之,线条极富立体感。其风格以《师牛堂》(1985年作)、《为祖国河山立传》(1986年作)、《废画三千》(1986年作)、《东方既白》(1989年作)、《所要者魂》(1986年作)等为代表。
            其中一幅《东方既白》书轴,堪为楷范。该作品为纸本,纵103.2厘米,宽34.2厘米。其款为:“1989年岁次己已秋九月上浣(按:上旬)。李可染于师牛堂。”按“1989年”为作者83岁时所书。款右下方钤有白文方印“白发学童”、朱文圆印“李”、白文方印“可染”。这幅作品是画家晚年典型书风之作,其中“东方既白”4个大字中的“既”字左正右斜,左平右险,“东”字左撇的墨韵干辣,右捺的墨味腴润,均颇为适度而具有美感。“白”字“曰”的右下的开而不收,“既”字的“艮”部的左上部“开口”等,都十分微妙而别有意趣。这种笔法圆厚重实,既不显得沉重呆板,又丰厚之中见筋力。其结体意方而用圆,字势开张大气。其点画圆劲,用墨酣饱,时有飞白、颤笔,行笔如锥划沙,具有动感,有篆隶之意。通篇给人以沉稳坚定、宽博大度、严肃雄健之感——是李氏晚年代表作品之一。
    艺术爱情
           一个学者,一个画家,无论他生前受过多少苦难,只要他能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完成自己的一生,哪怕得到的只是身后的辉煌,那么他也还是一个最伟大的人。
           我们来到位于北京三里河李可染一家生活居住的地方,拜访备受尊敬的邹佩珠,晚辈们冲着她深厚的学养称她邹先生,有时也叫她阿姨,不管怎样,她总是大声地爽朗地笑着和人说话,面色白皙又红润,穿着利落,是个健康快乐的老太太。
    人物往事
          李可染,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
    耳聪
            李可染的艺术世界充溢着大自然的万籁音响,而这个万籁奏鸣的世界在他 童年时代已经潜入了他易感的心灵里了。
           小时候第一次深深吸引他的声音,是一个沿街卖艺求乞的盲琴师奏出的悲凉琴声。此后,每当听到那悠长的、凄心楚楚的曲调,他便怦然心动,几乎落泪。常常,他暗随琴师,听他拉琴,默记弦音,深夜始归。11岁的可染从此谙识不少民间曲调,还自制了一把小胡琴,并拉得一手好琴。
           42岁那年,李可染画过一幅现实题材的写意人物画《卖唱图》。这幅画在他一系列古典人物画中显得尤为特别。"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为女孩伴奏的盲琴师颤动的手指触动着琴弦,似正传出声声不断、如泣如诉、万分悲凉的琴声。那种真情实感,当是画家揉进了自己童年时代久已潜存的心音。
    启蒙
          13岁那年,小学放暑假,可染在城墙垣道玩耍。靠城墙有一片园林建筑,名曰"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豁口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从此一连数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着,恋恋不舍。一位长者见他对画如此入迷,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招呼他进去看画,从此可染便成了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大清早,他就提着小桶到井边汲水,研好墨,等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催促孩子拜山水画家钱食芝为师,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
    兄弟
           "一八艺社"时期的青年李可染。1929年摄于杭州西湖"善福庵"住房前 。左为挚友张眺,右为李可染,中为陈唯岑。
            李可染的患难兄弟,就是那个临阵教他油画的青年张眺。张眺长可染五岁,与可染同时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因为他俩都是高个头、穿长衫、留头发;因为都是穷学生,同住在月租最廉的破旧危楼里;也因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亲如手足;还因为他们同是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的最早成员,人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
           两兄弟不但用功画画,还勤奋读书。他们住的危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庙里住着70多岁的老尼姑,天不亮就起来诵经,每当木鱼声声、香火袅袅之际,两兄弟也就起床掌灯晨读了。自定早课两小时,吃完早饭,然后到校上课。
           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可染爱读中国古籍、画史。在张眺影响下,可染又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那时,可染和张眺都学油画,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主导思潮是后期印象派,他们在画风上了一度接受了塞尚、高更的影响,但总觉得还有不足。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可染以他少时拜师习国画为底蕴,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这样,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两兄弟”作为林风眠校长亲自主考的学生,李可染考前,得张眺之助,辅导他油画,竟一发而中,破格录取。张眺落榜,经一再申诉得以入学。他俩相互激励,学业进步得快。
           三十年代初,两人都参加了"一八艺社"的进步美术活动,引起了当局注意和防范。一天,可染从图书馆回到住室,房门洞开,书刊、画页散乱满地,床被、垫褥全都大翻个。李可染一看,连自己的笔记本也给抄走了。张眺已被关押进了陆军监狱。
          可染多次探监。第一次送了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后来又送了衣物。可染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张眺人瘦下去了。但张眺很乐观,隔着铁窗栏杆低声说:"你放心,我天天和狱友挤肩、撞膀子,锻炼身体,我还跟一个狱友学俄文……"
           可染求救于林风眠先生,林先生出面作保,张眺终于获释出狱,但没有在学校露面,而是去了上海。后来他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又到了苏区,曾任苏维埃教育部长,但不幸在左倾路线下蒙冤罹难。当可染得知此情,已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悲剧性往事了。
            八十年代,可染依然深深地怀念当年"西湖边上的兄弟"张眺,他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1]。"
    抗战
           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他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人物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从师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革新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第一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 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最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10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还有构思之奇伟,以及大胆独创的精神。
           齐白石曾赠可染一枚构思奇巧的印章"树下童子",即树下一人。白石老人赠印时,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语:"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印章取其"不须整冠"、以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之寓意。
           1957年,可染访问德国期间,97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未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
    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时也求教于黄宾虹。他第一次求教黄宾虹,是带了自己大约20幅作品去的。黄师见了可染笔下的那气质厚重、笔墨浑化的水墨钟馗,大为欣赏,兴奋之极,当即要把自己收藏的元代珍品《钟馗打鬼图》送给可染。可染因礼厚太重,敬辞未受。师生结缘,一见如故。
            黄宾虹精于画史和鉴赏。他品评艺格高低,重要艺术标准是"纯全内美",一反轻薄浮华之气。黄宾虹70岁以后,山水艺术大成,最后形成其浑厚无比的画风。这一点,促进了可染以"厚重"为核心的审美观迅速成型。
           1954年,李可染赴江南写生。那次,他前往黄师家,住了六七天。黄师用装在墙上的小滑轮将自己的藏画一一挂起给可染看,并一一品评,整整观赏了两天。可染见黄师因眼患白内障,戴着墨镜,仍然摸索作画,每日勾山水画稿,堆积成摞。有一天,到了晚上,黄师还在灯下一口气勾了七八张山水轮郭,这使可染十分感慨,喟叹"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可及"。
            黄师作画之勤,与齐师比肩,黄师对可染的厚爱,也与齐师等量。此次在黄师身边,黄师每日选一幅当天画稿送给他。可染临行告别,黄师亲送可染上路,走了很远,又以自书楹联相赠,作为纪念。谁知这竟是亲聆黄师教诲的最后一课。次年,黄师辞世。
    写生
            奇险的蜀道、江城的朝雾、嘉定乐山大佛、夕照中的重庆山城、万县瀼渡桥,是1956年李可染最关键一次长途写生的重点景观。这次写生,历时8个月,春季由北京出发,冬季始归。
           可染曾久居山城,重庆有许多美术界朋友,只要打个招呼,川省沿途都会有人热情接待。但既是诚心诚意来写生,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避免应酬分散了时间,也尽量不惊动朋友们,免得干扰各自的工作计划。此行,偕同研究生黄润华,始终以步代车,沿途作画。江上之行,露宿在木船甲板上;山路之行,就挤进骡马店、小客栈。餐宿简朴,途中很是艰苦,写生作画,虽不能"每发必中",空跑路无景入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天专注于一,总的收获很大。
           如此的鞍马劳顿之苦并不影响李可染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他的后半生、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1984年,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字,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总结和追求。"澄怀观道",借用六朝山水画家宗炳语,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宗炳一生"栖丘饮壑,三十余年",好山水、爱远游,归来将所见景物绘于壁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自赞其至美、至乐之境,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
           李可染以此四字,概括自己70年求艺悟道的真谛。他从现代视角,透析东方文化本源,展示中国画跨世纪的前景,升华了对山水画与自然天籁和现代人生活互相关系的美学思考。
           李可染关于现代山水艺术价值的再认识、再评价,促成了他的一系列山水新作的诞生:《山林之歌》、《夏山滴翠》、《千山响杜鹃》、《林茂鸟竞归》、《雨后瀑声喧》、《家在崇山茂林烟霞里》、《人在万木葱茏中》,这些有声有色、声色并茂的山水画,不仅开拓了雄迈的精神境界,而且形成了新的艺术语言体系,新的表现技巧。
    斋名堂号
          李可染先生一生中用过6个斋号,分别是有君堂、十师斋、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墨天阁。其中有君堂、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见有钤印及堂匾,十师斋与墨天阁不见钤印。
    有君堂
            “有君堂”斋号起用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现存作品中,最早见1943年所作《执扇仕女》钤“有君堂”朱文印。1945年《放鹤亭》钤“有君堂”白文印,1947年《醉翁图》钤“有君堂”朱文印,1948年《午困图》钤“有君堂”白文印,1954年《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钤“有君堂”朱文印(这在其50年代写生作品中是极罕见的例外)。最早署款“有君堂”的作品是1943年的《布袋和尚》。差不多与此同时的《荷净纳凉》,以及1946年的《蕉林鸣琴》《浔阳琵琶》《宋人诗意》《暮归》等,还有1947年的《温柔乡里不惊寒》、1948年的《钟馗》,也都署款“有君堂”。总之,40年代作于重庆和北平两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还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不见别的斋号。
            进入50年代,李可染很少再用斋号。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用斋号显得封建旧派;二是大部分作品都是野外现场写生,不是画室中闭门所造,用斋号也不适宜。进入60年代,李可染也没有起用新的斋号,仍然沿用“有君堂”,但极少在画作上署款或钤印,仅见1960年的《柳溪渔艇图》署款“有君堂”,但恰似惊鸿一瞥,随后即不再见。直至1983年,才在《春雨江南图》又见“有君堂”署款。同年的《苍岩双瀑图》、1984年的《黄山烟云》亦署款“有君堂”,以后则不再使用。总计前后贯穿了41年。
           1943年,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陈之佛邀请尚在文委会为前程犯愁的李可染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他搬进了重庆东郊嘉陵江南磐溪的房舍,可巧的是,屋里地上竟然冒出了竹笋,于是想起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逸事,遂起斋名“有君堂”。从这一年开始,李可染重新研究美术史,想把他认为传统中最优良部分集中起来,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因此,凡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的作品,山水画一般都有隐逸情调,人物画一般都是高人逸士或古装仕女。而且,笔墨特征也很明显,用笔迅疾,长线飘曳;用墨烂漫,时作墨戏。题款多用行草,一般少有长题,多为“可染”二字穷款,或许是对自己的书法水平不满意、不自信。人物形象塑造趋于漫画化,性格夸张,趣味横生;山水树木亭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求神韵。总的风格是不修边幅,有浓厚的魏晋名士气派,与“有君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倒也十分般配。
           从50年代起李可染不再用“有君堂”斋号,除了政治上和创作方式上的原因,可能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他提出改造中国画,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改造中国画中的旧文人习气,而他清楚地知道,“有君堂”所追求的文人趣味,恰恰是在改造之列:“元明清文人画及形式主义者,更把中国画从人民的手中抢去,缩小在狭窄的个人主义的圈子里,在效果上也变成特殊阶级的专门‘玩赏’品了”(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君堂”是不能再用了。
    墨天阁
           李可染最后一个画室斋号是“墨天阁”。应该是1988年开始在有些作品上署此斋号。《密树自生烟》、《高岩水边人家》、《暮雨初收夕照中》(均为1988年作),都署“墨天阁”。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都有一片暮云千里的“墨天”。当然,“墨天阁”的“墨天”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戏剧界有一句表示职业操守的行话:“戏比天大”。
           那么,中国水墨画家是否应该也有“墨与天齐”的意识呢?南朝梁元帝萧绎在《山水松石格》中,首倡“笔精墨妙”之说。从唐代开始,水墨的地位被文人推到了极为崇高的位置。传为王维所撰的《山水诀》开篇即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清代石涛说要“于墨海中立定精神”,并有诗句:“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黄宾虹也说要在墨法上力争上游,他的“七墨”说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水墨画墨法的一个精彩总结。李可染生性对墨韵有着天才般的敏悟力,他其实一辈子都在“墨戏”中过生活。他对米芾、董其昌、龚贤、八大山人、黄宾虹这些墨法大师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到了晚年,他坚信中国绘画要想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只能通过展现东方神韵的灵玄墨法来实现。 在1987年所作的《高崖飞瀑图》上,李可染题曰:“吾国绘画基于用墨,历代匠师呕心沥血,墨水交融千变万化,臻于神境。杜甫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神应泣。’石涛和尚题画句云:‘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极言墨韵之美。此中堂奥,门外人不易知也。”这段话,大概就是“墨天阁”这一画室斋名的最好注脚。中国的墨法墨韵,像天一样清苍,像天一样高远,像天一样深幽。李可染站在自己画室的高阁上,看到的是一片墨天无尽的苍茫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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